20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悼!中興航空玉山氣象站運補失事

今天(2013.10.16.)一早聽到中興航空B-77009在玉山北峰失事的消息,心頭大驚,這一定跟氣象局玉山氣象站有關。陸續傳來的消息,機上三名乘員(正駕駛張國綱、副駕駛林益琪、氣象站人員陳文忠)罹難,真的是讓人難過。臺灣的氣象史上,為了設立與維持這個高山測站,一點也不容易,很多人的犧牲就像這次的不幸意外一樣,才讓玉山氣象站的維繫, 替東亞的氣象做了持續不斷的觀測與記錄。

(下面三張是拍攝於2005年時的中興航空B-77009直昇機)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前期,大部分的氣象設施與測候所建制,都仍以平地測站為主,且在本島設立了臺北、臺中、臺南、恆春、花蓮港、臺東以及離島澎湖幾個基本測 候所後,便不再有所擴充。但是,為了氣象研究的推展,當時的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白鳥勝義教授,透過臺灣氣象研究會的呼籲,希望臺灣總督府能以平地、高山、 海洋三系統來建構臺灣的氣象觀測網絡。因此,高山氣象觀測所與海洋氣象觀測所的設立,是彌補既有設施缺乏的當務之急。

這個三系統的建構規劃,平地氣象的大本營設於臺北,高山氣象則在阿里山新設基地,並建立許多的出張所加以串連;至於海洋氣象部分則選在高雄,一方面高雄位處熱帶可做為熱帶氣象研究的重鎮,亦可發展特別的海洋氣象研究。這三系統的具體作為,展現在1931年高雄海洋觀測所在壽山上的前清英國領事館洋樓內正式成立,1933年新 築的阿里山高山觀測所落成與開始業務,以及1934年總督府以訓令第五號將臺北測候所改為臺北觀測所的三個具體動作。

不過,臺灣的高山氣象站,最高點一直停留在阿里山,直到二次大戰開打之後,軍事上對高空氣象資料的需求相當迫切,因而在昭和十八年(1943年)的大戰中期,新高山測候所終於在玉山北峰設立,並且從該年八月開始試測。

早期的新高山測候所是一棟木造建築,與平地的許多氣象站一樣,也有一座方形風力塔架設風向風速的觀測儀器。台灣氣象界耆老周明德曾在大戰時期至新高山測候所任職,因此對其觀測業務、所在位置、生活狀況都有非常詳盡的紀錄於其著作《海天雜文》內。
 
在大戰時期天氣晴朗能見度佳的情況下,於新高山頂也能看到平野之上的軍機在飛行。氣象前輩周明德便曾在山頂看過銀光閃閃的美軍軍機編隊 飛過,來台灣大轟炸。對於任何一個台灣人來說,在玉山頂上看到如此場景,眼見那些即將去轟炸故鄉的敵機,實在有種讓人不勝欷噓卻又無可奈何的悲嘆。

新高山測候所在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並改名為玉山測候所。其名稱幾經更迭,如今的全銜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玉山氣象站,是台灣島上海拔最高的政府機構,也是台灣領有門牌號碼的最高建築——南投縣信義箱東埔村玉山北峰1號。

目前的玉山氣象站建築,已非日本時代二戰時期所建的新高山測候所木造房舍。這棟新的玉山氣象站,是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完工。因為要在高山上改 建這棟氣象站實屬不易,其方式乃是以直昇機運送鋼架資材到山頂,先組裝一新的建物把舊的測候所包裹起來,接著才拆除舊建築做內部裝修。

如今的氣象局玉山氣象站,已經是一棟很新很新的建築,在台灣島上的最高山頂,持續著一九四三年以來的氣象觀測。過去走過的艱辛歲月痕跡,像是新高山測候所的 日式宿舍、變為直昇機停機坪的天文台未完成地基,都靜靜地遺留在玉山上,讓這高山頂的氣象與天文觀測故事,成為台灣氣象的一則不朽傳奇。

今天發生的這件玉山氣象站運補直昇機意外,更顯出高山氣象站在維持運作上的艱困。然而,一個氣象站的設立並不容易,維持長久氣象數據更是氣候變遷成為熱門 議題下,不可輕易放棄的氣象人員堅持。

在此,讓我們向罹難的中興航空飛行員與氣象人員致敬,也更要時時謹記所有的氣象數據得來不易,那些數字往往都是以生命換來的記錄!


2013年10月5日 星期六

地圖學術研討會演講與台大大氣系館拍拍

今天(2013.10.5.)受邀前往第十三屆地圖學術研討會發表演講:「戰火下誕生的臺北街道與公園--二戰末期台北市的防空空地與空地帶及其戰後之變遷」,也就順便從研討會會場的台大地理系館拍拍台大大氣系的系館。這個台大大氣的A館,是當年台北帝大白鳥勝義教授與小笠原和夫教授的基地,是個臺灣氣象學術發展重要的建築呢。


如果想要多瞭解這棟建築,可以到台灣的店 買這本書看看喔~



洪致文 2013:戰火下誕生的臺北街道與公園--二戰末期台北市的防空空地與空地帶及其戰後之變遷, 第十三屆地圖學術研討會. 2013.10.5. 台北, 台灣 (邀請演講)
 

今天的演講題目為:

戰火下誕生的臺北街道與公園--二戰末期台北市的防空空地與空地帶及其戰後之變遷

摘要為:

在台北市的發展過程中,從清代的河港型市街發展與台北城興建,確立了三市街(大稻埕、艋舺與城內)的成形,到1905年的市區計畫、1932年的台北市擴大計劃,可以說逐步邁向大都會的格局。然而,在1930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歷經了二次大戰的影響,因而有了許多異於承平時期的都市規劃。比較1932年的計劃與戰後的狀況,可以得知台北市在終戰前先後有了幾處與軍事相關考量下所變更的都市設計,以及進入戰爭最末期時,為了防止空襲轟炸大火蔓延所闢設的防空空地與防空空地帶。

防空空地與防空空地帶,在防空法內又稱疎開空地與疎開空地帶。透過美軍拍攝於二戰最末期的航照加以判讀,可以確認了台北市內在1944~45年間所緊急開闢,為了防空防火所劃設的主要防空空地帶。透過這樣的位置確認,可探討這些空地帶在戰後的變遷,與對台北城市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以台灣總督府官報在1944年11月以及1945年4月,兩次詳細的防空空地、防空空地帶指定,配合戰後處理這些緊急徵用之用地的情形,歸納出第一次指定(1944年11月)的六處防空空地與六處防空空地帶,以及第二次指定(1945年4月)的二十處防空空地帶位置。此兩次指定的大環境背景,分別為第一次的台灣沖航空戰(1944年10月)間美軍猛烈轟炸台灣各地機場與軍事設施,以及導致第二次指定的1945年3月後美軍無差別轟炸與沖繩戰之影響。

依照戰後的統計,台灣總督府第一次指定共拆除房屋351間,房屋基地面積39,285平方米,第二次指定則規模更大,拆除房屋2,748間,總房屋基地面積669,007平方米。合計兩次的指定,共在台北劃設了708,292平方米的防空用空地。這其中46.3%屬於日產(日本人之財產),40.2%屬於私產(台人之財產),其他則為國庫或市有地。在戰後初期,台北市府認為這些空地係為防空而拆除,應該予以保留並供作道路、公園或綠地之設施,乃訂立計畫,保留約原指定面積之40.9%,因而使得這些空地與空地帶,有些雖然經歷了違章佔據的時代,最終仍轉化為如今之市區道路,成為台北市都市發展中,受到戰爭防空思維所影響下的城市烙印。

類似的防空空地與防空空地帶劃定,除了台北市外,基隆市與台南市等都市也在二戰末期有相同的作法。這些在戰爭最末期因應美軍空襲的非常措施,都程度不一地烙印下城市發展的痕跡,值得在做各地的城市研究時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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