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府「清代臺北城街道對正北京，日本時代對正台灣神社」之謬論

日前（2015.12.15.）受臺北市都發局邀請前往市府參與「西區門戶計畫」之【北門城池地景廣場再現之三井倉庫遷移研商座談會】。其實很感謝都發局能邀請不同意見的學者參與討論，研商對策，在此我就先不談三井的事。然而，整場討論，都發局局長用了三十分鐘向與會民眾簡報他們的城市歷史脈絡與願景，以及為何要犧牲三井在原地而必須搬遷之理由，卻不讓質疑三井必須搬遷的民眾或學者也有同樣三十分鐘的論述機會，而限縮每人發言三分鐘，這確實是相當的「官民不對等」。不過，這些就都先不談。讓我們來談談這場由局長主述的台北市府願景，從一開始就如何錯得離譜！

林局長的簡報，開始於臺北城的城牆與街道發展。才一開始，這個簡報就語出驚人，嚇死在座與在線上旁聽之民眾。因為林局長說， 清代臺北城街道對正北京，日本時代轉了個角度，對正台灣神社，然後台北又花了好幾十年轉向（.......後面說得不清楚）。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錯誤認知。以錯誤的歷史事證，導致錯誤的歷史詮釋，再以錯誤的歷史想像，勾勒出一個虛假的歷史論述，然後再規劃出一個以「都市設計者自傲」卻虛偽的城市歷史脈絡，而產出一個後現代的城市願景。這當中缺乏的，就是不及格的文化尊重，以及不及格的歷史常識。

其實台北市府在對於臺北城方位的認知上，已經不止一次鬧過笑話。之前在文獻會的展覽，說臺北城正對北斗七星尾巴的笑話已經公開上演過一次，請複習這裡

閃瞎了的台北建城130年展！。

沒想到這次市府搞西區門戶計畫，竟然又搬出「清代臺北城街道對正北京，日本時代對正台灣神社」之謬論。臺北城市街道到底要怎麼對正北京？實在是用「估狗餓死」一下就知道不可能。至於說街道對正台灣神社，那實在就是完全忘記清代劉璈把臺北城牆整個對正七星山時，根本還沒有日本人領有台灣蓋台灣神社的時空錯置吧！

臺北城市百年來的街道發展，我有寫一篇論文，歡迎市府好好閱讀參考。

洪致文、馮維義2014: 清末以來台北盆地歷史地名的空間認知相對方位改變, 環境與世界, 第28-29期, 75-96.

關於台北城內的街道發展，嚴格說可分成三個時期，一個是延續河港型市街的認知，一個是對正七星山的風水之說，一個是對向正北的街道規劃。這幾個，從尹章義與黃武達等前輩學者的論文與著作中都已經可以清楚理解，從來就沒有什麼「清代臺北城街道對正北京，日本時代對正台灣神社」之謬論。

以下文長，好好論述。

河港型市街的方位

依照黃武達 (1996) 的看法，所謂的河港型市街是指主要的街道平行於河道的走向，而在與其垂直的向度上則呈不規則或深或淺的發展，台灣很多的河港聚落均有此特色，而台北的艋舺與大稻埕亦為其中的代表。在這樣的市街空間格局中，人們的空間認知很明顯便會以河道的走向為橫軸來思考。若又以從河面上陸的印象來做空間的認知，便會把河岸第一排的街區置於前，越往內陸發展而深淺不一的部分置於後，以台北的艋舺及大稻埕與淡水河間的位置關係來看，便會呈現「西前東後」、「南右北左」的空間認知 。

台灣從1684年納入大清版圖後，最初只設一個府即台灣府，而當時府城設於如今的台南。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一年，大甲溪以北獨立設府，稱為台北府，府治設於後來的台北市內。不過，台北雖然早於1875年便設府，但知府卻到1878年才派任，且因台北府衙根本還未興建，故知府只能暫以設在新竹的淡水廳署為府衙，並開始興建台北府署，而於1879年9月落成，此後知府陳星聚才遷至台北正式開府。至於位在府署東側的考棚，係由艋舺洪騰雲捐地興建，光緒五年 (1879年) 4月閩浙總督何璟等奏中云：「……刻下艋舺地方考棚，民捐民辦，業經告成；學額已分一府三縣奏請添設，明春即應考試」，故考棚於1880年春開始使用。而此同時，於1880年完成的還有文廟，大致構成了台北城牆仍未興建前的主要官署建築 (除了上述的三大主要建築外，尚有仍為草房的縣署、暫設的登瀛書院與城隍廟)。

 

以這個尚未建有城牆時代的未來台北城內最早官署建築走向來看，其方位的配置與艋舺及大稻埕的空間認知體系是相當一致 。坐東向西的台北府署，前面是南北 (橫) 向的府前街接未來的文武廟街，後面則為同樣是南北向的府後街，而其再東則為同為坐東向西的考棚；甚至，文廟也位於府前街直通而來之街道的東側 (雖然1884年全部完工時的座向坐北朝南)。

在這個最初的台北官署建築及街道配置中，可以看出主要的南北橫向街道，或者艋舺及大稻埕主要街道與淡水河平行的空間向位是一致的。而由於庶民的街道發展由河岸邊一層一層從西 (河邊) 向東 (盆地內) 拓展，故由此空間觀可以造成東為前西為後的空間感，故台北府署坐東向西，正好提供庶民以坐西向東，視東為上位，視東為「頂」向的空間觀。因此，在台北城牆尚未興建前，城內的先建官署，實際上是與艋舺及大稻埕的河港型市街發展空間認知一致。

說明： 本圖說明清末台北城內主要建物 (以灰色色塊表示) 之方向座向。以白字左右橫寫呈現者為坐東向西，以黑字上下直寫者為坐北朝南向，所附之數字為興建完成之西元年代。

 對正七星山的方位

台北城的興建，與第二任的知府陳星聚大有關係，因為第一任的知府林達泉在1878年3月到任後，10月即卒於官，繼任的陳星聚決定要將台北府城建於艋舺及大稻埕之間，規畫了城基街道並完成了台北府署，但城池卻仍未興建。光緒七年 (1881年) 福建巡撫岑毓英巡視台灣，把築台北城視為重要任務，隔年正月26日舉行開工典禮，此乃如今台北各城門上之門額上書「光緒壬午年」(光緒八年即1882年，為壬午年) 的由來。

不過岑毓英在該年5月離台，接手台北城興建的劉璈，則以其堪輿之長而更改了陳星聚、岑毓英的規畫。劉璈的風水觀是強調需有祖山可憑的「巒頭派」理論 (尹章義，2006；周郁森，2003)，故把方形的台北城牆方位從正北順時針轉了約13度正對七星山。不過因為這個轉向，讓城內已經興建的台北府署、考棚及南北向的府前街、府後街、文武街及東西向的府直街、西門街等，都與原本規畫的格局有了走向上的差異 ，且「全城舊定基址均棄不用」、「前功頓棄，估其經費，應多需銀兩萬餘圓」，但劉璈不為所動，堅持台北城牆的轉向正對七星山。不過在劉璈的督辦下，隔年的清法戰爭時台北城仍未完工，還怪罪是漳泉械鬥所造成 (尹章義，2006)。到了光緒十年 (1884年)，「前直隸提督劉銘傳，著賞給巡撫銜，督辦台灣事務」。但以福建巡撫職抵台的劉銘傳，見台北城還未完工，乃找來地方士紳請其協助捐工趕建，終在該年11月完成。

 

坐北朝南的方位

隨著台北城牆的完工，劉銘傳接手整個台灣及台北建設的時代，在城內也開始了大量官署建築的興建，特別是台灣建省後，台北城內各級政府機關紛紛興建，制度上原本分屬各級政府的一些書院、學堂、官廟等較次要設施，便可共用節省開支。而直到1891年劉銘傳去職前，在其主導下興建的主要城內官署建築有巡撫衙門 (1889年建，坐北朝南)、布政使司衙門 (1889年建，坐北朝南)，天后宮 (1888年建，坐北朝南)。值得注意的是，其方位座向雖然不管劉璈時代將城牆轉向對正七星山的方位，卻也和陳星聚、岑毓英時代坐東向西的方向不同，而是利用了東西南北棋盤狀的街道格局，以坐北朝南建構城內主要官署的座向。

審視三種空間認知的思維與意義

如今，我們若重新整理這短短大約十年間台北城與城內官署空間向位的改變，即可看出三種不同的空間認知與思維。最早的陳星聚時期，其台北府署的座向與城內街道方位，甚至考棚的方向，均延續了河港型市街型態的空間認知，即是以淡水河的南北向平行往東，由西向東的空間認知以東方為上位，稱東側為「後」或「頂」。故台北府署與考棚為坐東向西，座落於上位。但此格局被需要「祖山可憑」，得找「靠山」的劉璈接手後，改不了城內的街道與已建府署，但仍堅持修改城牆方位正對七星山 。這個風水方向認知上的修改，其實在清代的台北三市街中影響不大，因為城內街道並未跟著轉變。不過這個影響，反而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拆除城牆並闢為三線道，接著又以此方向往北及往東所延伸的1905年台北市區計畫，讓此向位的影響發揮到最大。但是，這種以三線道路延伸成筆直幹道的街道規劃理念，被說成對正台灣神社就有點前後倒置。因為類似的街路延伸，不只有往北，也有往東。道路線形的考量才是重點。

此外，尹章義 (2006) 一文中，對於劉璈這種「靠山山會倒」的迷信、守舊、頑固個性有所批判。對照發生於2013年的台北雙子星弊案，此站前雙子星大樓設計勝出的原因之一乃為呼應台北城正北與正對七星山的兩種方位設計，不得不令後人思索此「找靠山」方位觀的背後意義。

然而，對照於劉璈找靠山的方位觀，有「新潮思想」的劉銘傳所展現的是否就有先進思維？以其到任後所興建的官署建築方位來看則是未必。劉銘傳所興建的主要建築，幾乎都以坐北朝南的中國傳統統治者視角為其空間認知。這樣的官署建築設計，剛好因為陳星聚起造的府署時代規畫，是坐東朝西，又有南北向的棋盤狀街道配合，故在轉為坐北朝南的以北為上位的中國傳統空間認知時，並不會有轉向上的困難。不過劉銘傳的建設多以台北為中心，奠定台北為台灣首善之都地位的眼光，卻在城內的官署格局中帶來了「從台北看天下」的統治視角。

這樣的統治者視角方向認知，也展現在劉銘傳於1886年開始籌畫，至1892年完成的土地清丈事業中。這為了解決台灣民間「隱田」太多，為了「量丈田畝，清查賦稅」增加收入而展開的土地調查，在完成後所繪製的「簡明總括圖冊」內，所有的堡圖 (以魚鱗狀圖繪而成) 其方向認知，均為「南在上，北在下」，此乃統治者坐於上位的北方，往下位的南方所看的角度 。因此，台灣設省後，劉銘傳所引進的中國傳統統治者思維與視角，乃從官署建築的座向到這些圖冊的空間方位呈現，又再一次地把台北城內的空間認知觀，從陳星聚時代的坐東朝西 (東為上位) 觀點，到劉璈的以七星山為祖山的風水空間觀，又轉向至坐北朝南的傳統中國統治者方向認知。

從這樣的歷史脈絡與源由，實在很難想像台北市府的歷史觀，竟然會建立在「清代臺北城街道對正北京，日本時代對正台灣神社」之謬論上。

對於城市的科學治理，是另一個議題，又是文長不想說了，有興趣的朋友請看這篇論文：

洪致文、馮維義2014: 清末以來台北盆地歷史地名的空間認知相對方位改變, 環境與世界, 第28-29期, 75-96.